七十年之后，199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强调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把生存权列在中国人权体系之首。

较为理想的预算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是预算制度在行政系统内部 界定了公私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就像政府的微缩版，预算清晰地勾勒出政府责任的范围，【65】同时通过预算公开、审议实现立法监督和社会监督。【58】参见［德］韦伯：《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460页。

人大预算审议缺乏具体辩论程序规则、没有预算修正权（只能整体通过或否决）、会期短（全国人大审议预算的时间只有半天，地方人大相对略长）、人大代表非专职化、非竞争性选举产生故而民意代表性不足、人大的预算工作辅助机构专业人员少（缺乏预决算审查、政策分析的能力）。【41】郑毅：《宪法文本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东方法学》2011年第6期，第47页。有海外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对其辖区内的经济事务事实上享有充足的自主权，而将其称为事实联邦制或中国式财政联邦制。【45】马骏：《治国与理财：公共预算与国家建设》，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页。【80】参见王绍光、马骏：《走向预算国家———财政转型与国家建设》，《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第13—22页。

而就审计部门而言，其隶属于政府，与国际上较为通行的隶属于议会的惯例相左，独立性不足，所以虽曾多次因揭露资金滥用问题而掀起审计风暴，却缺乏后续的具体责任追究程序。恰恰因为国家集中性权力介入范围太广而深度不够，【37】加之高度分散、以邻为壑的单位制之下各组织重自身利益而轻普遍利益、财物私产化，财政制度缺乏公共性，反而导致公共物品的缺乏。宪法学界有学者提出过部门法作为宪法实施法，[11]但还未看到有人提出过部门法是宪法的实施细则之论，即使有恐怕也只是极个别现象。

遗憾的是，陈文对此只是点到为止，对所谓法律环境中的民主和法治的价值冲突没有作出任何修正，从而造成价值共识的遗漏，其得出的宪法作为民主和法治价值冲突的恰当反应的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而根据陈文对哈特理论的阐释，宪法具体化不能成立。于是，概念命题对宪法和部门法的合宪性审查关系的支持、对宪法具体化的不支持就清晰可见了。[21]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4-325.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8页。

如果我们长期限于常识的舒适区而自鸣得意，不思进取，则有可能损害真理。然而，陈文给出的宪法具体化与实在法命题无关的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

如前所述，通过对拉兹宪法概念的修正，我们大致得出宪法是最高法和公法的实在法命题。然而，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本身是一个实在法命题。承认规则和变更规则的关系如此，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的关系也是这样。这一预设既牵强附会，又显得有些强加于人。

另一方面，其也通过语义和逻辑分析展开了对宪法具体化的初步反省，指出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在逻辑方面的错误。宪法中的某些规范，特别是自由权规范，并不必然需要具体化。一方面，其通过对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内涵解析，完成了对核心概念的界定，竖起批驳的靶子。陈文所说的宪法的实在法命题不支持宪法具体化，是在排除了宪法的第二种司法化基础上作出的，遗漏了拉兹宪法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对于实在法问题的讨论，由实在法转向法理学或者政治哲学，根本上不是因为实在法问题与实在法命题无关，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实在法解决方案，或者给出更充分的理由。[10]因为，作为宪法实施细则的部门法定位，会使立法丧失积极主动的必要裁量空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侵蚀乃至消解立法的民主政治过程。

另一方面，这种表述即使成立，由于这里的法律只是一个表达宪法产生的事实条件的隐喻，并非实在法意义上的法律，因而，宪法作为法律环境或者宪法是法律环境的恰当反应的命题，与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回答中，实在法层面的法教义学回答是其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实施法和实施细则具有一定关联，但并不能画等号。就宪法的组织规范而言，其他公法应当将宪法中的职权规定加以具体化，形成完整的权力体系架构。因此，对于私法而言，只有涉及公权力或者公共利益、具有  公共性的规范，才是宪法的具体化。除此以外，陈文也存在省略第7项特征包含的基本权利问题。由于二者性质明显不同，所以部门法并不是宪法的具体化，但这不妨碍合宪性审查的成立。如果宪法只是二阶规则中的一种，那么，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分析还必须分析二阶规则的内部关系。

一是可能性与必然性的混同。[23]See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24-325. [24]前引注[1]，陈景辉文。

伴随社会的剧烈变迁，现代宪法已经发生范式转变，除了上述双重内容外，国家目标条款也是宪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40]所谓的价值命题，在陈文中只是民主和法治价值冲突和协调问题。

张翔：《宪法与部门法的三重关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

第二，将拉兹宪法概念中的法律不得适用归入法律无效、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合宪性审查，属于概念误读。如果从既有理论中能够合乎逻辑地推出这一预设，该预设仍具可行性。缺陷二：把部门法限于一阶规则的可能错误。例如，根据本文的分析，部门法宪法具体化可以在法教义学上成立。

由此可见，法律上的基本权利规定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就程序机制而言，最高法通过司法化的程序而实现。

可是，无论是概念界定还是初步反省，陈文都有诸多问题值得澄清。拉兹宪法概念的第7项特征是：宪法的内容包括统治的诸原则（民主制度、联邦主义、基本市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它们一般被用来表达民众关于他们的社会应当如何治理的共同信仰……[27]可见，拉兹宪法概念的第7项特征并非仅仅是陈文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性的价值命题，还包括了基本权利这一实在法命题的内容。

第一，法律总则是对一部法律或者一个部门法内的某种规范类型的统称，宪法和部门法既非同一部法律，更非同一个法律部门，用法律总则和分则来对应宪法和部门法根本上是错误的。宪法是最稳固的法律，等于说宪法包括基本权利。

就此而言，宪法兼具最高法和公法是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基本前提。但是，政治哲学上的宪法性质，对于实在法层面的宪法和部门法关系并不能提供直接有效的信息。另外，一阶规则是直接规范人的行动的规则，二阶规则是关于一阶规则的规则，宪法只能是二阶规则而不可能是一阶规则，也符合哈特的规则理论。（一）概念命题和实在法命题的适度分离 由于陈文认为实在法命题对于宪法具体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于是，其便集中于概念命题，来彻底否认宪法的具体化。

我们可以称为框架秩序与类型化的宪法具体化论。内容是效力的具体素材和载体，而效力则是内容的源头和根据。

民主价值固然重要，但是，在所谓的一阶价值共识中，还可能包含自由、平等、尊严等价值，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民主，甚至其价值位阶高于民主，当然也需要由宪法来表达。[20]前引注[1]，陈景辉文。

[21]陈文将第2至6项特征纳入实在法命题，大致成立，但其将第1项特征——宪法定义了政府不同分支的主要机关之组成与权力排除出实在法命题，有些超出对宪法概念的一般共识。就最高法的体现形式而言，它体现在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或者不得适用。